2010年1月中旬，台湾公众舆论被一条社会新闻引爆：在1月8日台北警方在与教育局等机构的联合稽查中，一位54岁的老师涉嫌给补习班的学童服用3级管制药品利他林（Ritalin）。这位老师公开表示，这么做是为了让孩子集中精力，不要吵闹。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利他林俗称“聪明药”，它曾被多个国家用于治疗儿童多动症（ADHD），但是经证实会增加使用者死亡以及身体和精神伤害的风险，后来逐渐被禁止使用。利他林在大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
不仅在台湾，欧美许多国家的学生都把它当作“救济灵药”。每到大考之前，美国校园的走廊里总能看到有人兜售“聪明药”。它的效果很明显，据一位服用者表示，短短几分钟之后便能感觉注意力明显集中，读书和记忆速度更快，“我感觉自己就像充满电的电池！” 逐渐上瘾的服用者将利他林和其他IQ兴奋剂统称为“大脑伟哥”。
这种状态对于许多年轻人极具诱惑力：服下一片药，拥有超脑力。根本不需要睡眠和休息，大脑会像一台马达那样长久保持高速运转状态。依靠它的魔力可以在考试、演讲或面试中胜出，光明前途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展开。野心和欲望令人不顾副作用。据德国药品监督局的调查显示，在德国有200万人至少一次服用过药物来给大脑“提速”，有80万人经常服药。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早已蔓延开来。首先在服用人群的扩大，原来仅在学生之间流传，后来一些教师、作家、科研人员、股市操作员、交响乐团乐手等也加入进来；其次是它的全球化态势，著名科学杂志《自然》对60个国家的1400名受访者进行调查，每五人中有一人尝试服药改善注意力、记忆力和反应速度。
药品生产商们早已知道强大的市场潜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数十亿美元研发和生产各类“大脑伟哥”。仅2008年一年，瑞士医药巨头诺华公司在利他林类药品上的销售额高达44亿美元。而它的竞争对手美国强生公司在2008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就达到28.4亿美元。在金钱的趋势下，科学界却马不停蹄地开发药效更好、作用更大的新药物。他们还通过不同渠道宣传这类药品并无明显副作用，现在已有的死亡案例并非药品直接导致，而是服用者本身就患有严重疾病。美国和德国政府针对这类药物建立了特别小组，长期跟踪一部分服用者的反应，但是搞清楚它们对于大脑和整体健康究竟带来哪些副作用还需要时间。
这些服用者并非没有注意到“大脑伟哥”带来的副作用：睡眠障碍、心脏负担加重、时常焦虑不安以及对药物的强烈依赖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中学里就发生过类似集体上瘾事件：利他林在某个班级里流传开，开始学生们只是在考试之前服用，一天两片，后来每个人有不同程度地药物依赖，有人居然每天必须服20片才能找回“舒服”的感觉。
“大脑伟哥”究竟如何作用于大脑，神经科学家们也没有最终定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利他林能使神经系统中的“幸福物质”多巴胺增高，从而令人全神贯注。同一个班级中，中等学生服用之后的效果最明显，因为他们本来的问题就出在学习习惯上。它并非真正的“聪明药”，因为只能改善人们的注意力，而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智力。因此，在临床上利他林被用于治疗小儿多动症，而并非器质性造成的智障或其他心理疾病。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更多是伦理上的讨论，比如机会均等问题。服用“大脑伟哥”的人就像是环法自行车赛中服用兴奋剂的选手，药物使他具有战胜对手的能力。逐渐地，任何竞争都会成为新式药品之间的比赛。这也是一个关于“自我”的哲学问题。人们服用药物就是在有目的地改造自己的大脑，这里是意识的所在。记忆是构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如果药物可以帮助“我”忘记不愉快的过去，那我还是我吗？而这类药物也对服用者的人格的产生影响，“他们会认为成功不再需要格外努力，只要服药就可以了”，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应用心理学教授米歇尔·索卡将这类依赖药物取胜的学生成为“小奴隶”。
开头提到的台湾案例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父母或老师该给孩子服用这类药品吗？大学和中学要如何控制校园内兴奋剂泛滥？它是否会扩大精英阶级的规模，引起社会格局的改变？它是否会导致各国利用此类药物展开“大脑军备”？《自然》杂志访问了7位神经科学界最有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大脑伟哥”均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挑战。
不管是科学界还是普通人都有开发大脑潜力的欲望，单纯依靠“大脑伟哥”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为获取一时的成就而透支未来，人们这样冒险真的值得吗？米歇尔·索卡教授建议人们不要忘记：“每个人都要在外部挑战和内心平静之间找到平衡。”